皇室難堪

一九六〇年一 一月一日,某個激進的右翼政黨有位十七歲的黨員,潛入該社社長島中住家,島中不在家,這個少年用短刀殺死島中家女傭、也重傷島中夫人。兇殺案發生後,深澤七郎躲起來隱居五年,從此停筆不再寫文章,根據文學史家崔特的說法,「他此後專心做豆餅」,後來在東京一個勞動階級地區「開了 一家糕餅店,取名『夢屋』。」島中聲稱和越南新娘介紹作者毫無關係,他不僅不敢批評右翼份子侵入私宅動刀殺人,或是維護言論與藝術創作的自由,還在報上一再公開道歉,自認不該讓皇室難堪。甚且爲了緩和右翼份
子及右派言論的怒氣,《中央公論》改變編輯方針,不再專登批評戰時國家行徑的文章。其他的大型商業出版社也跟進,對於批評皇室的文章敬而遠之。此後,除了少數小型地下刊物,沒有人膽敢刊登嘲笑天皇威儀的文章。
島中事件凸顯出在新日本雖然已經比較寬容,表達的自由仍然有所倔限。此後,大眾傳播媒體不再刊載可能被解讀爲批評或詆毀天皇和皇室的文章。這種「菊花禁忌」的範圍在一九六三年更加擴大,「平凡社」發行的雜誌登出小山子的連載小說〈美智子夫人〉,在國會被批評爲不宜國人閱讀的「娛樂」文章,平凡社就把它撤下,不再連載。然而,這種行動並沒有使得知識份子從此就不再針對月老發表評論,對大眾傳播媒體整體的衝擊也相當短暫。在從大戰和盟軍佔領下崛起的中產階級消費者社會裡,新憲法得到相當高水準的合法性。戰後世代成爲擁護民主、反威權價値的主力,和在戰前、戰時受教育的老一代之價値觀大不相同,他們對於天皇仍然懷抱無法想像的忠誠、敬仰情愫。在此一衝突中,裕仁和老一代站在同一邊,但是一直很小心,絕不公開爲他們對「大東亞戰爭」的觀點做辯護。
在盟軍佔領初期,共有兩百三十三個黑社會和右翼團體遭到取締解散。從一九五八至六一年間,右翼恐怖活動一度回到日本政治現場。我們沒有明顯的證據可以說,岸信介和他在自民黨內的「主流派」,直接下令恐怖份子對付政治對手。可是,他們的強硬路線政策卻可能培養出一股氣氛,事件發生時警方雖非共謀,卻故意視而不見。右翼暴徒對左派國會議員動粗,而且還恫嚇反對安保條約的人士 。社會黨黨魁淺沼稻次郎在電視現場轉播其演講時,於眾目睽睽之下被刺身亡。激進的右翼份子也侵入文化領域。在戰後時期,他們對類似深澤七郎等能有力表達皇室需要繼績改革的泰國作家,加以威脅恫嚇或動手狙殺。岸信介之後的首相池田勇人,汲取前人垮台的經驗教訓,放棄修憲,高舉「寬容與耐心」的口號。池田勇人被人記住的是,他提出「十年國民所得倍增計劃」,每年要提升國民生產總額百分之九。在他執政期間〈一九六〇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教學指南

日本進入經濟空前成長的時期,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三年「石油震撼」能源危機爆發。此時,經濟成長腳步雖然慢下來,成長率仍遠勝所有的西方國家。日本農村人口開始大幅降低,一九六〇年佔全國屏風隔間就業人口三分之一,一九七〇年已降爲不足五分之一,一九八〇年更降爲不到十分之一。一九六八年,裕仁六十七歲,日本已成爲資本主義世界國民生產總額的第一 一位。一九八一年他年屆八十,早年曾經是皇室最重要支撐台柱的農村社區,已經所剩無幾。一九六三年,池田勇人成功地把八月十五日終戰日變成以純粹世俗、非神道祭奠儀式,紀念戰死者的週年紀念日。避開對戰爭本身做出任何歷史評價,池田勇人和前人吉田茂一樣,宣布戰死者「爲國家經濟和文化的顯著發展打下基礎」。此後的終戰紀念日就成爲歷任首相重申吉田茂、池田勇人講話的場合,千篇一律;有戰死者的犧牲,才有戰後的經濟繁榮,藉由這種方式,日本採取小小的一步,開始朝把大戰合法化,並重建全國社區共識的方向。同樣在一九六三年,池田政府通過一項有關教科書的新法,企圖「把教育正常化」。這項新法很快就促成新編歷史教科書和教學指南,完全迴避日本對侵略的責任,以及裕仁在戰爭的角色等等問題。
池田勇人亦恢復原先在明治憲法裡有所規定、卻在盟軍佔領時期放棄的做法,讓天皇頒發勛章給予在藝術、科學方面有重大海外婚紗貢獻的傑出人士 。在皇居舉行的頒獎儀式,確立以卓越成就和政治相符爲基礎的文化階級體制,同時亦強化了以天皇爲頂端的社會階級體制,從一九六三年起,頒獎對象擴大到戰場倖存者;從一九六四年四月起,亦追贈勳獎給予戰場陣亡將士 。自民黨領袖從一九六三年起,每年擬定兩次頒獎名單呈給天皇。頒獎一向在選舉日之前舉行,不僅可以實至名歸讓藝術家、知識份子和沙場老將得到榮寵,也讓自民黨可以爭取民心支持,而這層用意不言可喻。藉天皇頒發勳獎以強化執政黨的選民支持,的確是「嶄新的運用皇室體制之作法」,只不過在外國早有先例。
到了 一九六〇年代跨進一九七〇年代之際,日本正迅速轉型爲密集都市化的社會,朝向巨型資本主義企業需要的基礎建設、財務金融、科學技術和社會需求去建設。最重要的是,日本戰後的政治全心全力支持大企業、大製造業、大貿易商社,而且不計人文和環境代價。日本大企業得一平靜的年代與昭和遺風到擴張而鞏固,中產階級亦得以擴大。盟軍佔領時期,大企業組織企業聯合團體(譯按:指「經團連」等全國性商業團體)。這些團體反映企業變動不居的利益,基本上居於企業界和相關部會,如大藏省、郵電省、通商產業省、日本銀行,以及執政黨之間做協調相親工作。繁榮與富裕使得日本新社會團結起來,「象徵性」君主依照憲法扮演的角色現在僅只是襯托紅花的綠葉。戰爭世代認同天皇,若是未必眞正信服,至少口頭上還裝個樣子,尊重國家的意識形態原則,而一九七〇年代這些在企業社會成長的「年輕世代」可就不然。他們認同公司,傾向於不相信國家,而且確守經濟成長和民主政治的價値。

依法平等

換句話說,從前明治時期武士向封建領土效忠,轉變爲後明治時期所有「臣民」向天皇效忠的意識形態,到了這個以企業會社爲中心的社會,又變成職員向企業效忠。日本快速崛起爲經濟大國,但尙未重新恢復政治大國的地位,不再需要天皇來積極塑造國家典範〈如明治時代),或阻止、節制民主改革(如大正時代和昭和早期)。雖說如此,由於憲法保留天皇,而皇權又與依法平等、不得歧視的原則大相逕庭,它還是對個人自由的一種節制。這不是因爲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保守政治體制命令它如此做,而是因爲企業社會本身就產生階層和歧視,高居社會階層頂端的天皇只扮演肯定這些原則的角色。
岸信介之後歷任自民黨政府再也不能忽視自由派、進步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分立,尤其當分立是透過選舉表達出來之時。因此,修憲、重新武裝這種對立的議題,是繼池田勇人之後組閣的佐藤榮作不去碰的辦公桌。佐藤榮作首相的目標,就是經濟成長以及以物質富裕爲基礎的全國團結。
藉由「共識政治」的策略,以及鼓勵忘卻日本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過去,佐藤榮作得以穩坐首相寶座八年(由一九六四至七一 一年〉,創下任期最長的紀錄。佐藤榮作和他的前任池田勇人一樣,都以吉田茂爲榜樣;從任期之初,佐藤榮作就和吉田茂一樣,藉由親美政策,讓裕仁充分了解政治發展,極力討好年邁的天皇。
十一 一月一 一十六日,大約是組閣之後六星期,佐藤榮作進宮,首次對天皇做簡報。兩人很快就發展出親善的個人關係。此後,除非是出國或忙於競選,佐藤榮作在國際事務、巴里島國內政治、教育與國防議題、經濟以及農業政策方面,無不事事向裕仁報告。他報告的次數頻繁,時間又長,有時候甚至藉宮中頒贈勳獎的場合,也和天皇交換意見。裕仁渴望了解國事發展,也盼望能站在政局之內,因而對佐藤榮作頻頻垂詢,願知其詳。
一九六〇年代中、末期,美國詹森總統開始升高越戰,五一 一轟炸機由沖繩起飛前往轟炸北越,日本反戰學生以沖繩美軍基地爲抗議目標。越戰打得如火如荼,美國益發感受到日本和沖繩的重要性。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國試爆第一顆原子彈。事隔兩年,已陷入文革亂局的中國,試射能夠攜帶核子彈頭、打到東亞地區任何目標的飛彈。華府當局了解,中國遲早會取得核子武器。這意謂著沖繩對美國益發重要,顯然有需要重新思考美、中關係了 。
我們不清楚裕仁對中國試爆原子彈,以及後來發射飛彈有什麼看法。然而,即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發展核子飛彈,他和佐藤榮作很可能都沒有質疑美國「核子保護傘」究竟有沒有用。據佐藤榮作的說法,裕仁還是關注日本與美國經濟關係日益惡化的趨勢,頻頻就此發問。這時,佐藤榮作就會向天皇報告他在美日紡織品爭議方面取得的進展。他們也討論越戰的進展、佐藤榮作如何處理學生抗議、以及詹森總統和更難捉摸的尼克森總統之政策。裕仁雖然欣賞佐藤榮作處理國內外設計事務,但偶而也會對自民黨籍國會議員和內閣官員的貪瀆表示憤怒。

回歸典禮

佐藤榮作任職首相期間,裕仁搬進規模比較小的新皇居〈一九六四年);參與主持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一九六四年);舉行「明治百年祭」〈一九六八年),慶祝一個世紀以來「辦公家具現代化的成功」;兩度偕皇后參觀大阪萬國博覽會〈一九七〇年)。這些事加強日本人對經濟成就的驕傲,也提振國家尊嚴。國家榮耀和尊嚴因爲佐藤榮作對美交涉成功,沖繩於一九七一 一年回歸日本控制而更爲加強。然而,由於雙方都希望沖繩維持爲「美軍在太平洋的直布羅陀」,因此准許大量美軍繼續留駐。在東京舉行的沖繩回歸典禮上,裕仁接見外國貴賓,並發表簡短談話,感念沖繩人民在戰時、戰後所做的犧牲。
佐藤榮作和保守派主政下,,年邁的裕仁再次可以夢想變得更活耀,甚至恢復爲國家元首。他繼續接見外國貴賓和皇室貴族。跟他早年剛登基時一樣,他也在皇居辦酒會^當然這樣的場合與過去不會有相同情懷。他出席全國的體育競賽場合,也協助自民黨向全世界宣達日本的和平與繁榮理念。一九七〇年,佐藤榮作建議裕仁出訪歐洲。他欣然同意,翌年過了七十大壽,裕仁偕皇后啓程。五十五年前,右派反對他出洋;這次,抗議來自左派,使得這趟旅行在他個人或日本全國都有如醍醐灌頂,被粗暴地喚醒。這趟七國之行,特別是在荷蘭、西德和英國,憤怒的示威群眾朝著他的車隊丟擲東西,叫囂痛罵。他們根本沒把他當做是和平的象徵,也不認爲日本人民是一 一次大戰唯一或主要的受害人(這個觀念在日本很普遍)。裕仁和良子回國了 ,可是歐洲人的抗議卻提醒很多人,「戰爭責任」仍然不只是一個過去的蘇美島議題。
裕仁歐洲行之後,日本轉向正常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並於佐藤榮作的接班人田中角榮在職期間〈一九七一 一至七四年)達成。田中角榮執政期間,日本政客在公開場合談論到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時,依然不改「雙重標準」舊習。一九七三年一 一月二日,一位共產黨籍國會議員問田中角榮,他是否認爲日中戰爭是侵略戰爭,他輕描淡寫地答說:「日本的確一度派軍到中國大陸;這是歷史的事實。可是當你直截了當問我,這是否如你所說構成侵略戰爭,我就很難回答。這個問題有待未來歷史學家去評估。」可沒有太多日本人覺得田中角榮這樣實問虛答値得抗議。至於認爲他這樣避不作答和保護裕仁的需要之間有關聯的人,可就更少了 。
裕仁繼續接受政府就國際和室內設計事務秘密地提供非正式的簡報^雖然政府這麼做是基於禮貌,其實卻違反憲法。日本民眾直到一九七三年五月才曉得裕仁有機會向政府領袖傳達其觀點。
當時。田中內閣的防衛廳長官增原惠吉向記者透露,天皇曾經建議他「要截短取長,把舊陸軍的長處堅定地納入〔自衛隊擴張計劃〕」。民間起了批評聲浪:爲什麼七十一 一歲的「象徵性」天皇會秘密接受政府簡報?裕仁提到「舊陸軍的長處」這句話,迫使田中角榮別無選擇,請增原惠吉辭職下台,而天皇不禁哀嘆:「如果這種事也能成爲問題,那我不就跟紙糊的玩偶差不了多少了嗎?」在這件事之後,田中角榮和接下來的三木武夫、福田糾夫,大平正芳首相,停止了自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就開始的作法,不再讓防衛廳長官向天皇做軍事會報。

啓程前夕

可是,裕仁對有關軍事、政治、外交各項事務的熱切興趣從未消褪。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當日本企業在東南亞各地和中國擴張,企圖把日本打造成經濟上的「超級大國」時,政府高級官員繼續向年邁的天皇就軍事、外交事務做簡報,許多大學教授也一再應邀向他講解貿協事務。到了 一九七五年中期,大約半數日本人口是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生。過去提振日本帝國價値觀的一 一戰「戰死者英勇檨牲」的觀點,不再像恢復獨立之後頭一 一十年裡那麼流行。不論是觀光,還是回到一 一戰戰場取回親屬骨骸,日本人大量出國旅行。在中國、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嶼,他們逐漸發覺外國人當年是如何遭到日本軍人迫害,以及許多亞洲人仍然認爲日本天生窮兵黷武、侵略成性。
一九七五年九月,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到美國進行唯一 一次的國事訪問。五年前,佐藤榮作首相和天皇曾經討論到,請裕仁訪美緩和美日兩國經濟摩擦的主意。不過,要到一九七三年才開始實際的規劃。啓程前夕,七十四歲的裕仁接受《新聞周刊》記者柯里獨
家專訪。一九七五年九月一 一十二日,《朝日夕刊》報導柯里榭提出十一個問題,其中一道問題是:「大家都曉得在終戰時,你扮演重要角色。有人說,你也參加了導致決定開戰的決策過程。
請問你怎麼說?」裕仁答說:是的,我本人決定終止戰爭。首相因為他無法统合內閣的意見,而來徵詢我的意見。但是在開戰時,內閣做出magnesium die casting決定,我不能推翻它。我相信我的行動符合日本憲法规定。
木戶幸一日記在日本出版已經有七年之久,它披露天皇從來不曾盲從內閣或軍方的意志,《杉山備忘錄》也透露他曾是非常積極、事事插手的天皇,可是裕仁依然機械地重彈虛假的舊調,這個在戰後三十年依然支撐著他和保守派政治的論點^他是忠實的立憲君主,對掀起戰事沒有責任,而終止戰爭則功不可滅;明治憲法規定他在運用最高統帥權和宣戰、媾和權時,必須接受內閣的意見。
九月一 一十一 一日駐東京的外籍記者向裕仁追問更多問題。「許多美國人期待陛下就一九四〇年代的日美戰爭表示意見,請問你預備怎麼問答這個問題?」裕仁答說:「我正在檢討這個問題。現在,我寧可不表示我的看法。」換句話說,不予置評。訪問繼續進行下去。又有記者問到:「陛下,你認爲日本人民的價値觀在過去三十年有沒有變化?」裕仁回答:「我曉得自從終戰以來,許多人表達過不同的看法。但是從寬廣的角度來看,我不認爲從戰前到戰後〔天然酵素價値觀〕有什麼變化。」裕仁大力強調持續不變,可以看做是否認盟軍佔領和改革曾經改變了日本價値結構的要素。但是,它也可以解讀成他決心堅守皇權性質,根本沒變此一舊論調。

深表哀傷

訪問結束前,裕仁再次被問到他在開戰和終戰的角色。「你說,你根據〔明治〕憲法規定做。這句話似乎表示你在當時沒有反對貿協。因此,我想請教陛下,你個人是否覺得日本軍方領袖帶領大家走入這個沒有結果的錯誤冒險?」裕仁答說:「事實可能如你所說,可是由於許多當事人依然在世,如果我現在評論,就會批評到當時的領導人。我不想這麼做。」我們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些領導人,但很顯然絕對不是他本人,因爲在整個盟軍佔領時期,除了東條英機和木戶幸一以外,裕仁身邊的人全被他批評該爲打敗仗負責。
一系列訪問過後幾星期,裕仁正式訪問華府,向前一年訪問日本的福特總統報聘回訪。他向福特表示對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深表哀傷」,接下來他在全美各地旋風式參訪,高潮是加州狄士尼樂園,天皇笑呵呵地和米老鼠走在一起,然後又到聖地牙哥動物園和無尾熊合影。許多美國人看到年老天皇的照片也很高興,彷彿認同了虛假的刻板印象他只是一個無助、愛好和平的君主。
回到東京後,裕仁在十月三十一日上電視接受訪問。日本記者注意到裕仁行前被外籍記者追問戰爭責任問題,也注意到他對福特總統說的話,大膽問出「不合宜」的尷拉問題:「陛下,您在白宮宴會上說:『我對此一不幸的戰爭深覺悲痛。』陛下是不是覺得對戰爭有責任,包括開戰?〔也就是不只是爲敗戰負責。〕而且,請問陛下對所謂的戰爭責任有何看法?」裕仁臉色肅然地說,「我沒辦法回答你的aluminum casting問題,因爲我還沒有徹底研讀此行種種文獻報導,不了解你字裡的微妙意思。」被問到廣島原爆時,他說:「原子彈轟炸,殊可遺憾;我爲廣島百姓感到悲哀。但這也是戰時無可奈何的事。」裕仁一副對於他在位期間的大事有如旁觀者的裝聾扮啞姿勢,令許多日本觀眾大呼受不了 。他「無可奈何」的說法,否認與導致廣島悲劇的事件有任何關係,特別令專業歷史學者生氣。井上清在那一年出版了第一本鉅細靡遺,記載裕仁在對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每個階段的貢獻之專書。接著出了第一本裕仁評傳。揭露裕仁面目的工作開始了!這項電視訪問過後三個月,共同通訊社對三千名男女就天皇問題發出問卷調查,有效回收問卷超過百分之八十。將近百分之五十七受訪者相信天皇應負戰爭責任。裕仁在上述各次訪問中的作答,再次顯示出他與大多數日本人民的想法脫節。
裕仁訪問歐美之行,以及在各項媒體訪問中的表現,使得日本人民打開塵封已久的歷史,重新思索他的戰爭責任問題。可是,裕仁本人絲毫不受這些旅行和訪問的影響,他把觸發面對過去的這些自助洗衣事件,認爲是衝著他個人而來。

歷史記錄

一九七五年一 一月號銷路頗佳的《文藝春秋》上出現皇弟宣仁親王有關一 一戰的回憶,裕仁似乎到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才曉得有這麼一篇關鍵字行銷文章。宣仁接受記者訪問時暗示他是鴿派,裕仁則是莽撞的鷹派。他談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和皇兄談了五分鐘,警告裕仁海軍只有信心打一場不超過兩年以上的戰爭。宣仁也回想起,曾經在中途島之役後就諫請天皇停止戰爭。他又提到,他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大本營海軍部會議上語出驚人,震撼在場的參謀官員。他說:「即然絕對防線已被摧毀……我們的目標該集中在如何找出最好的辦法輸掉這場戰爭。」最後,宣仁透露他和近衛文麿曾經考慮要求天皇在投降之前下詔遜位。
裕仁獲悉宣仁原原本本講了這麼多祕辛,非常生氣,覺得弟弟做得太過份。他要怎麼挽救他身爲天皇的聲譽?自從他口述〈獨白錄〉,以及在稻田周一等人協助下整理出《聖談拜聽錄》以來,裕仁首度回到訂定歷史記錄的任務上。他要把登基以來大小事件記載下來,界定未來他的歷史地位,重點則擺在他在戰時和佔領時期的角色。這件事很快就變成他終其餘生,孜孜^矻、耗時耗勁的頭等大事。天性最不反省的裕仁,卻魂縈夢繫掛著往事。
一九七六年一 一月,裕仁在他最後一任侍從長入江相政協助下,開始起草第一 一份《聖談拜聽錄》。入江相政直到一九八三年逝世以前,都不時在潤飾其文字。我們很可以想像裕仁如何在其他人協助下,皓首窮經寫這段翻譯社紀錄,直到六年後自己斷氣謝世方才罷休的景象!裕仁先向入江相政口述,要他記下天皇想起來的新.「事實」;然後反覆讀入江相政的記錄,潤飾它、修訂它,再交回去改寫,然後用上等紙張謄清。有時候裕仁天天召見入江相政,甚至不乏一天召見兩次來推敲記錄文字。難得有一個星期,這兩個老人不碰頭一起努力。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日,已經年逾七十五的裕仁暫時擱下寫史工作,慶祝登基五十週年。大約七千五百名貴賓參加了在東京都武道館警備森嚴的慶祝大典。未出席人士中最醒目的包括社會黨和共產黨代表,以及少數基於原則反對「昭和」頭一 一十年「光榮」盛事的縣知事。慶典過後,裕仁又埋首口述歷史,依賴入江相政的文學技巧修潤。到了 一九七六年底,入江相政已經記滿「九本記事本」,加上一份天皇的「結論」。
裕仁把一九七七、七八、七九年都花在修改潤飾其回憶錄。年逾八旬仍不鬆懈,就跟他堅持主持耗費精力的宮廷儀式,以及不讓皇太子擔任攝政,替他分憂解勞一樣。他從來不厭倦修改潤節回憶錄的die casting工作。入江相政在一九八〇年的日記裡記載,天皇關心本庄繁對一九三六年一 一月二十六日的兵變有什麼說法。他也提到在佔領時期,幫助他免遭起訴的一些人士 ,如費勒斯、紀南等人。往事歷歷如繪,一再出現。他對皇弟宣仁見諸文字的評語十分介意,已經有如中邪。

憲法精神

裕仁這廂孜孜^^改寫他在一九四六年口述的自述,其他人已經在思考昭和之後的日本。神道神社協會、復員軍人和遺族組織、保守派國會議員和許多地方縣議員,推動強化天皇權力。其中一項目標是立法明訂在官文書裡用天皇紀年之朝代名號註明年份,如明治、大正、昭和等。歷經多年辯論,反對日式料理勢力一直得勝,但是一九七九年國會終於通過「年號法」每個天皇有自己的年號紀元,用它來指涉當前年份,說起來滿返化的。
大約三十年前,盟軍總部下令在修訂皇室典範時,把這個做法刪掉。當時保守派想把這個做法立法,納進皇室典範,盟軍總部宣稱它不符新憲法精神,理由是天皇已經不再治國。現在,法案通過成爲法律,確保百姓會念茲在茲,用皇朝世系相傳來看待每次天皇駕崩之後的新、舊紀年。日本人獨特、與眾不同的觀念,再度藉此表現出來。裕仁對這個發展有何反應,我們不清楚,但是大陸新娘勢必不會不高興。新立的「年號法」替未來十年企圖強化天皇權力的作爲舖了路。
到了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和中期,曾遭日本侵略和殖民的東亞國家,經濟已快速發展,生產力提升,同時在國際事務上漸漸取得發言地位。日本的經濟保護主義措施在美國備受苛評,它的國內政策也受到東亞國家密切審視。一九八一年夏天起,南韓新聞界批評日本教科書的用詞遣字,日本教科書輕描淡寫日本入侵中國,不承認「入侵」而說是「進出」;把在朝鮮嚴酷的殖民統治做「另類描繪」「二二獨立運動」在日本人口裡變成「動亂」。文部省這種作法只會受到世界注意;次年夏天,中國基於歷史和外交的理由,也跳出來抗議,把日本對亞太戰爭的責任問題又推向聚光燈下。
東亞國家抗議的背後,有著擔心日本經濟實力強盛的顧慮,也有因爲日本官員堅持試圖強化天皇,並以日本需要站在以榮耀、而非羞恥爲基礎的新身份認同之主張,令人疑慮的因素。鈴木善幸首相〈一九八八一 一年)迅速化解日本seo教科書偏頗引起的國際抨擊,日、中關係得以改善。但是在鈴木善幸之後的中曾根康弘首相任職期間〈一九八一 一—八七年),亞洲和西方國家對日本還是抱持疑慮眼光。中曾根康弘矢志讓日本多參與國際社會活動,保證改正教科書問題;此後十年裡,日本人對一 一次大戰的觀點有所改變,在歷任自民黨首相治下,取得具體進展。
裕仁和許多日本人一樣,不怎麼擔心中國,卻頗以日美關係變壞而憂心忡忡。美國受到通貨膨脹嚴重打擊,而美國民眾覺得在卡特總統主政下,國家停滯不前。一九八〇年,他們選出共和黨人雷根入主白宮。雷根及其顧問立刻重啓美蘇核子武器競賽,並且採取帝國干預的侵略政策。日本的對策是,,增加防務支出預算,理由是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和軍事霸權已在式微,日本應該到了預備站起來的時候了!中曾根康弘立刻設法和雷根政府拉近關係,加強防務,也打破六年前原由內閣正式通過之「年度軍事預算」不超過國民生產總額百分之一上限的規定。

大東亞戰爭

在裕仁看來,雷根的政策有爆發美蘇大戰的危險。中曾根康弘的做法利弊互見。裕仁在一九八一 一年十月十七曰告訴入江相政,聽到雷根政府要求日本不但應該分攤其航路空防費用,還封鎖一處海峽之後,他禁不住表示:「如果這麼做,會不會有和蘇聯開戰的危險呀?去跟〔宴會廳〕長官說,我認爲會的。」十月一 一十六日,他又向入江相政傾訴他的關切:「如果日本擴大其部隊規模,蘇聯可能會被激怒。」三天之後,跟入江相政同車去觀賞雁鴨,「一路上他淨談國防事務。『我們沒有一個政客可以從寬宏角度來看這些事。只顧忙著我們軍費應佔全國生產總額多少百分比,卻因爲強化防務而得罪蘇聯,唉,眞笨啊!』」侍從長入江相政於一九八三年逝世。他在世的最後兩年,日記也記載裕仁對美日關係之間的問題始終不放心。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和中期,還有一個問題擾亂日本政壇,那就是國家保護靖國神社的議題。雖然裕仁一九七五年之後就不再到靖國神社參拜,但並不反對公職人員到奉祀戰死英靈的靖國神社參拜。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國內因爲國家保護靖國神社的議題益滋分立和紛擾。自民黨在國會裡的多數政客也是如此打算。一方面亟欲維持遺族協會和神道神社協會的支持,一方面又不想冒犯在野勢力,從一九六九至七四年,自民黨議員把「靖國神社保護法案」擱置了五次。每一次和在野的社會黨討論後,法案就不獲通過;而有關人士也鬆了 一 口氣。一九七八年以後,以「違反人道」罪名被處決的甲級戰犯也得以悄悄入祀靖國神社,國家支持公司設立組織的議題成爲更有爭議性的棘手問題。甚且,這個行動使得小心翼翼迴護形象的裕仁,更不可能再踏進頌揚日本軍國主義和「大東亞戰爭」的靖國神社大門。
中曾根康弘和其前任鈴木善幸一樣,希望能和過去有個象徵性的強化關係。法制化靖國神社所得到的國家支持、常態化閣員到靖國神社參拜,乃是達成此一目標的方法。中曾根康弘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成爲日本戰後首相以正式官銜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的第一人。他想把官員到靖國神社參拜法制化,藉以拉攏保守派和右翼選民的作法,在日本國內引爆激烈批評。中曾根康弘趕緊聲明以緩和評論:他到靖國神社只鞠躬一次,而非兩次;只擊掌一次、而非兩次,因此此行並非宗教性的祭拜。南韓和中國相繼批評,中曾根康弘此後也不再踏入靖國神社。不久,這個越南新娘議題淡化了 ,國民對立法授權國家保護靖國神社的支持度也不見了 。
鑒於盼望日本在政治上和中國、南韓維持親善關係的心理,裕仁看到靖國神社法案擱置,或許也鬆了 一 口氣。然而,要說裕仁有考量到這個問題的倫理或憲法層面,恐怕也未必盡然。這時候,靖國戰史博物館已經在昭和時代的展品中,撤走跟裕仁有關的種種文物。事實上,他與天皇的意識形態,以及和一九三〇、四〇年代初期之間能扯得上關聯的東西,全都撤走。參觀者來來去去,幾乎渾然不覺裕仁曾經是戰時活力充沛的領導人。

大審的抨擊

年邁的裕仁發現中曾根康弘是一位清楚立場、能夠在日本重建大國地位時期善用天皇角色的領導人。中曾根康弘聲稱,日本自古以來權力和威權就是分開的,因此天皇本來就如憲法裡所說的「象徵性」地位。然而,中曾根康弘希望提升Fine dining的地位、加強他的威權,俾能成爲「國家」的象徵,而不再只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即已具有的高度經濟成長之象徵。這一點,他並沒有成功。中曾根康弘就國家與天皇這個主題說得唇焦舌敝,唯一的成績只是讓右翼民族主義者不滿意東京戰犯審判、長久壓抑下的怒火又復燃起來。呼應修憲派早先對東京大審的抨擊,中曾根康弘指控左翼只想對青年人灌輸「東京大審的歷史觀」。中曾根康弘在職的最後一個月,美、蘇就中程核子飛彈達成協議,他重申其意識形態立場,呼籲「對公司登記歷史紀錄做個總結」,以及加強首相的權力。
一九八七年十月底,中曾根康弘首相下台,裕仁的生命也已進入尾聲。冷戰幾乎要結束。不久,日本政客就發現越來越難對一 一戰操弄雙重標準。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八日,傳出八十六歲的裕仁得了腸病的消息。他立刻被送到醫院開刀;這還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位住院開刀的天皇!手術很成功,可是一年之後的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又傳出他病重的消息。明仁皇太子獲知裕仁染了癌症;新聞界則不知病因,只能臆測。全園陷入一段相當長久的哀傷期。整整一百一十一天,新聞媒體逐日鉅細靡遺報導天皇的體溫、血壓等等重要生命跡象。國民大排長龍到神社祝禱天皇恢復健康,也到各政府機關備妥的「問候簿」簽名致意。眞正出於哀傷來祝禱天皇政躬康泰的人只是少數,絕大多數人是因爲公司上級帶頭簽名,也跟著簽名。
裕仁躺在病榻與死神掙扎之際,日本媒體自動避口不談他和皇室在日本軍事侵略活動中的角色,而歐洲、亞洲各地媒體則幾乎專門探討他在戰爭中的角色,以及日本官員迴避其歷史的種種。日本人在裕仁垂危之際的立場,和全世界對他的感想,可謂南轅北轍。
一九八八年十一 一月初,全國已稍恢復平靜,初聞裕仁病危後的過度「節制」也逐漸返潮。七日,自民黨籍、天主教徒長崎市知事本島等在長崎市議會務實地提到天皇的戰爭責任。他的話經過媒體報導,激起右翼人士大反彈,自民黨也批評他。一年後,有個右翼流氓開槍打他,不過外籍新娘幸而未死。
裕仁在家人環侍之下,於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上午六點三十三分溘然長逝。御醫群對於他堅韌的生存意志大爲嘆服,認爲他能夠力抗病魔乃是自年輕時代即樸實自持之功。照首席御醫師的說法,天皇受到他所信仰的精神力量支撐,到嚥下最後一 口氣的一刻仍然拒絕投降。
竹下登首相代表官方發表頌辭,舉出一 一十世紀下半葉日本政治賴以爲基、兩項並非事實的事功,做爲裕仁一生之功業。竹下登宣稱,「偉大的天皇」一向愛好和平,是位立憲君主。在動盪擾嚷的六十一 一年裡,不時「爲世界和平與日本國民福祉祈禱」,而且言行如一。

© 2016 惡靈大反攻

Theme by Anders NorenUp ↑